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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贞观九年的四月，春光正好。

    一支两千人规模的庞大车队，在万众瞩目之下驶出了灞桥，在这个自古以来便是送别之地的著名驿站，队伍在桥头一分为三。

    一队是由吴王李恪亲领的三百北衙禁军，他们簇拥着十几辆核心的四轮马车，继续沿着官道前行。

    队是程处默和尉迟宝林率领的千余名左领军卫和玄甲军，他们脱离主队，分别在南北方向绕行而去，把队伍夹在中间，且始终与主队保持着两里左右的距离，像是一支恰好同路调防的友军。

    他们接到的命令很简单：不主动靠近，不发生接触，但如果核心车队遇袭，必须在半刻钟之内抵达战场。

    而第三队，则是由数十名身穿寻常士子服饰的年轻人组成，他们在灞桥边与主队分道扬镳，三三两两地散入了关中平原的阡陌之间。

    马周骑在马上，看着这些一同经过魏征“魔鬼训练”的御史台和都察院的年轻官员们，心中豪情万丈。

    他对着众人拱了拱手。

    “诸位同僚，殿下有令，我等先行一步，深入民间，探访民情，五日之后，于潼关汇合。”

    “记住殿下的话，此行，我等只带耳朵和眼睛，多听，多看，多记。”

    “若非遇到地方官吏草菅人命，荼毒百姓之紧急情况，任何人不得暴露身份。”

    “若真遇此事，可持此令牌，先斩后奏，出了任何事，总理大臣与政务院，自会为我等撑腰！”

    他高高举起一块刻着“政务院”三字的腰牌，语气铿锵。

    这是李越作为政务院总理大臣，第一次将权力下放到如此基层的官员手中。

    这既是信任，也是考验。

    在大唐官场的传统认知里，宰相的权力虽大，但更多体现在对朝政的决策和对官员的任免上。

    像李越这样，将直属于中央的监察权力，直接赋予一群低阶官员，并许诺“先斩后奏”，其权力之大，已经隐隐超过了汉之丞相，更像是一个掌握着国家机器所有权柄的现代政府首脑。

    “我等谨遵总理大臣令！”

    数十名年轻的“士子”齐齐躬身，然后散入四方。

    与此同时，另一队同样身着便服，但气质明显更加冷峻的人马，也悄无声息地离开了主队。

    他们是廉政公署的人。

    他们的领队，是魏征的爱徒，出身范阳卢氏远支的卢平。

    他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，只是对着李越的马车方向，远远地行了一礼，便带着他的人，消失在了官道旁的密林之中。

    廉政公署的设立，是李越对大唐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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