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(1/3)页 2023年11月11日，上午9：00 【政法大学·百年礼堂】 陆秉章站在讲台上，背后是巨大的投影屏幕，显示着PPT标题：《犯罪心理的培育与干预——从个体病理到社会预防》。 台下坐满了人。前两排是政法系统的在职干部，穿着深色制服，坐姿笔挺；中间是本校师生，有人做笔记，有人用手机拍照；后排是媒体记者和旁听的社会人士。 礼堂的空调温度设定在22℃，但陆秉章还是觉得有些热。他今天穿了深灰色西装，定制剪裁，面料是意大利羊毛混纺，重量只有普通西装的三分之二。内搭浅蓝色衬衫，扣子扣到最上面一颗，但没系领带——这是精心设计的形象：严谨，但不刻板；专业，但不疏远。 “早上好。”他开口，声音通过麦克风放大，在礼堂里产生轻微的回音。他停顿两秒，等回音消散，然后继续说，“感谢各位在周六上午来到这里。今天我们要讨论一个可能让人不适，但无法回避的话题：暴力犯罪者，是不是天生的？” 他按了下遥控器。 PPT翻页，出现两张脑部扫描图。 “左边是正常人的前额叶皮层活动图，右边是一名连环杀人犯的。”陆秉章用激光笔圈出差异区域，“可以看到，在涉及道德判断和冲动控制的任务中，杀人犯的前额叶活动显著减弱。这是否意味着，暴力倾向是生理决定的？” 台下有学生举手。 陆秉章点头示意。 “陆教授，如果暴力是生理决定的，那犯罪者是否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？”提问的是个戴眼镜的男生，声音紧张。 “很好的问题。”陆秉章微笑，嘴角上扬角度控制在15度——这是“鼓励提问”的表情，“这涉及到自由意志的哲学争论。但今天的科学告诉我们：生理倾向不决定行为，它只是设定了某些……可能性。关键在于，这些可能性如何被环境激活。” 他翻到下一页，是一张复杂的图表。 “这是我过去十年跟踪研究的‘暴力行为触发模型’。”他解释，“纵轴是生理易感性，横轴是环境刺激强度。可以看到，当高易感性个体遭遇高强度刺激时——比如童年虐待、社会排斥、极端贫困——暴力行为的概率会达到78%。” 台下一片哗然。 陆秉章等了几秒，继续说：“但请注意，这个模型里有一个关键变量：道德框架。” 他放大图表的一个角落。 “如果个体在成长过程中，被植入了稳定的道德判断体系——比如法律观念、宗教教义、家庭伦理——那么即使生理易感性高，环境刺激强，暴力行为概率也会降至32%。” 他停顿，环视全场。 “这意味着什么？”他自问自答，“意味着暴力不是必然，它是可以被预防的。通过早期干预，通过教育，通过构建正确的道德认知。” 又一个学生举手。 “陆教授，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是在‘替天行道’，比如清除社会上的‘坏人’，这算精神病吗？” 这个问题让陆秉章的眼神微微闪烁。 0.3秒的延迟后，他回答：“这要看他的‘天道’标准是否稳定，以及——”他刻意停顿，制造悬念，“是否有人给他制定了这个标准。” 台下安静。 “什么意思？”学生追问。 “我的意思是，”陆秉章缓缓说，“当一个人用私刑代替法律时，我们要问：是谁告诉他，他有权力审判？是谁给了他标准？是他自己，还是某个……外部系统？” 他说“外部系统”时，目光扫过前排的政法干部。 有几个人的表情变得微妙。 “所以您认为，有些犯罪者其实是被‘编程’的？”另一个声音响起，来自媒体区。 陆秉章看向提问者——是《东海日报》的记者，他认识。 “我不喜欢‘编程’这个词，太机械。”他温和地纠正，“但确实，人的行为模式可以被塑造。通过重复的强化，通过奖励和惩罚，通过植入特定的信念体系。这在心理学上叫‘条件反射’，在神经科学上叫‘突触可塑性’。我们每天都在被塑造——被家庭、学校、媒体、社会规范。” 他喝了口水。 水温是37℃，刚好，不烫不凉。杯子是自带的陶瓷杯，白色，没有任何图案——他讨厌分心的设计。 “但问题在于，”他放下杯子，“当塑造者的目的不再是‘培养好人’，而是‘制造工具’时，会发生什么？” 礼堂里鸦雀无声。 陆秉章知道，这句话已经踩到了某些边界。但他继续说下去，语气依然平静： “想象一下，如果有人系统地筛选高易感性个体，用特定的方式强化他们的某些倾向，消除他们的道德顾虑，然后给他们一个‘正义’的目标……你会得到什么？” “得到……执法者？”有人小声说。 “还是得到杀手？”另一个人反问。 陆秉章笑了。 这次是真正的笑，嘴角上扬20度，眼角出现细纹。 “这正是我们需要警惕的。”他说，“法律和道德的边界，有时比我们想象的更模糊。而模糊地带，正是最危险的地方。” 他看了眼手表：9点47分。 演讲时间还剩13分钟。 【课后·贵宾休息室】 陆秉章刚走进休息室，就有人跟了进来。 第(1/3)页